王安石《浪淘沙令》王安石
王安石
伊吕两衰翁①。历遍穷通②。一为钓叟一耕佣③。若使当时身不遇，老了英雄。汤武偶相逢④。风虎云龙⑤。兴王只在笑谈中⑥。直至如今千载后，谁与争功。
注释 ①伊吕：伊，即伊尹，商初大臣。名伊，尹为官名。传说是奴隶出身，曾佣耕于莘(今河南开封附近)。商汤取有莘氏之女，他作为陪嫁而归商，后来受到汤王的重用，帮助商汤攻灭夏桀，成为开国功臣。吕，即吕尚，西周开国大臣。姜姓，吕氏，名望，字尚父，有“太公”之称，俗称姜太公。曾隐居垂钓于磻溪(今陕西宝鸡市西南)，后遇周文王，并协助武王灭商兴周。②穷通：穷，困窘。通，通达，顺利。③耕佣：受人雇佣，从事耕作，指伊尹曾为奴隶。④汤武：汤，即成汤，商朝的建立者。武，即周武王姬发，周朝的建立者。⑤风虎云龙：《易《乾》：“云从龙，虎从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意为云从龙生，风从虎起，比喻明君得到贤臣，贤臣遇到明君。⑥兴王：辅佐帝王，兴邦立业。
柳荫人物图 【明】 郑文林 日本私人藏
鉴赏 此词为怀古咏史之作，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和政治色彩。关于该词的写作时间，有人认为写于王安石拜相初期，借古喻今，以伊、吕自况，表现了词人欲与伊、吕一争高低的雄心壮志，并表达了自己对宋神宗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;也有人认为是晚年闲居时所写。我们采用后一种说法。
作为积极推行变法革新的政治家，王安石虽遭两次罢相，退居金陵，但并未全然忘怀时事，正如他所说：“尧桀是非时入梦，因知馀习未全忘。”(《杖藜》)他常以周召、孔孟自比，曾说自己“达如周召，穷似丘轲”(《诉衷情》)。这首词在对伊吕身遇伯乐的赞羡中，流露出自己从政失意后的壮志难酬和苦闷难遣之情。
词的上阕追述伊尹、姜尚两位中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贤相的穷通命运，发出英雄才士需遇明主而后能成事业的感叹。伊尹曾为奴隶，“耕于有莘之野”(《孟子《万章上》)，吕尚曾为钓叟，垂钓于渭水之滨。他们遇到了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，才从穷困潦倒转而得以平步青云，实现平生志向。假如当时没有这种际遇，英雄怕是任由白发苍苍，也永无用武之地了。
词的下阕赞美伊尹、吕尚分别辅佐商成汤、周武王成就帝王大业的丰功伟绩。作者称羡伊、吕遇着明君，便能虎啸生风，龙起云从，充分发挥其才能。君臣亲善无间，谈笑之间伊、吕便助君王成就了千年万载的稀世之功。最后两句作者感慨，千百年来无人能与伊吕争功。言外之意深含对贤德明君的赞赏渴望。“直至如今千载后，谁与争功”与辛弃疾《永遇乐《京口北固亭怀古》“凭谁问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显得同样忧愤深广。
据《宋史《王安石传》记载，王安石早年即有“矫世变俗之志”。作为变法革新的积极推行者，王安石当然希望能通过统治者的支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。 清代张宗櫹《词林纪事》引王士禛话说：“假使当时俱不遇，老了英雄，舒王自负语也。”他在词中显然以伊、吕自况，期望能像他们一样有机会为国建功立业，干出一番事业。但两次罢相的坎坷仕途经历已使作者深受打击。这种遭遇必然使作者对伊、吕能际遇明君，实现自己的志向羡慕不已。因此，对伊、吕二人的追忆，正是对现实明君的渴望。
全词不是为怀古而怀古，而是借古论今，暗寓自己的感慨际遇，饱含作者的满腔激情。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云：“王荆公长短句不多，合绳墨处，自雍容奇特。”作者有感而发，率性任情，不作文字游戏，绝少艳词丽句、儿女情态，多是描摹景色、抒发一己之感与怀古之叹，具有鲜明的个性，往往会从自己的人生感受出发去深思历史和现实，立意高远而深刻。这与宋初一些无愁强说愁、雕琢堆砌的词作，情趣迥异。从此词也可以看出，词的功能已经开始由娱酒佐欢向言志自娱转变了，这也是词风向诗风靠拢的标志之一。王安石这种以怀古为题而豪气纵横的词作，不为音律、题材、格式等束缚，对后来以苏轼、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(李飞跃)
链接 王安石的文章观——“适用为本”。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，特别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，以“适用为本”作为他文学观的核心。他在《上人书》等文中明确提出：“文者务为有补于世。”他把文辞比做器物上的“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”，虽然王安石也不完全否定文辞，但他还是明确地说：“诚使巧且华，不必适用，诚使适用，亦不必巧且华。”
王安石作诗喜翻案。王安石个性执拗，这一特点在作诗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他特别喜欢在诗歌中翻案，许多诗歌还成为诗歌史上的名作，如他所作的《明妃曲》。历史上咏王昭君和亲这一题材的诗歌可谓多矣，但王安石在诗中为毛延寿翻案，说王昭君的悲剧并不是毛延寿所造成的，所谓“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”。诗歌最后以明妃的失意遭遇为主题，讽刺了君王的昏聩。又如《乌江亭》一诗，早在晚唐时期，杜牧已有《题乌江亭》一诗作出了翻案：“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王安石在杜牧的基础之上又翻出新意，其中有云：“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为君王卷土来?”但也有故作翻案，反而弄巧成拙的，如他将南朝梁代王籍《入若耶溪》中的名句“鸟鸣山更幽”改成“一鸟不鸣山更幽”。
政事堂刻石。据王暐《道山清话》，宋太祖曾反对用南人为相，并亲笔书写“南人不得坐吾此堂”，刻石于政事堂上告诫子孙。真宗朝南人王钦若为相，吏辈移石他处。自神宗朝后南人王安石、蔡确、章惇相继为相，刻石为人窃去，遂不知所在。又称陶榖《开基万年录》《开宝史谱》等载其事甚详，然书已皆亡。考宋太祖、太宗两朝确无南人为相之例，故政事堂刻石之说历来并无异说。然有学者认为，宋初无南人为相并不能证明刻石存在。太祖初期，国境未逾江南，先朝重臣和股肱心膂中有任宰相资格者，亦无南人在内。其后南土渐平，南人入朝者多为降臣，亦自无拜相立朝之理。至真宗朝，南人以科第起而积资可任宰相者渐有其人，北人因政治特权动摇，难免对南人侧目，神宗朝，北人地位落于南人之后，王安石变法又广致非议，故有人杜撰“刻石”之说，意在从根本上否定变法。因无更多史料为证，其真伪迄今无定论。